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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腾讯主要创始人陈一丹:捐近百亿 、设教育奖奖金是诺奖3倍

2019-10-31 13:27:29  来源:腾讯新闻谷雨实验室  作者:张啸柏    点击数量:1299

 

陈一丹有自己的“perspective”。他是互联网巨头腾讯的创始人之一,但这个故事从他退休之后开始——他没有选择一般的道路,而是决定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一个更宏大的事情。他最终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在今天这样一个成功学流行的世界,一颗朴素的心也是存在的。

 

 


 

 

 


比诺贝尔奖金更高的奖
 

 

我们听过太多在金钱的幻觉中迷失的故事了——往往金钱会成倍放大人的狂妄:捧明星、购买顶级奢侈品、追求世俗的享乐。这些无可指责。但陈一丹的故事却仿佛是个例外:作为腾讯五位创始人之一,他很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21年前,他和马化腾等五个年轻人合伙创业,不过六年,腾讯上市,他获得财富的速度只能用眩晕来形容,“就知道有个数字,会在增长”。

 

 

谁也没想到,在从科技创业的浪潮之巅下来之后,他接下来的人生会以这种方式打开:先是分期捐资20亿人民币办武汉学院;紧接着,捐赠25亿港币设立全球奖金最高的教育奖——一丹奖:获奖者将拿到3000万港币,比诺贝尔奖金的3倍还多。而最新的一笔关于教育的捐赠,更是高达40亿港元。其中包括7500万元,重奖中国的优秀教师和学生。

 

连续捐赠近百亿港元,是叫人惊讶的。
 

 

陈一丹在“一丹奖”颁奖现场

 

 

谈到他,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告诉我,即使在美国,教育学者也没那么受重视——“他们觉得我们是在和小孩子打交道。”而一位中国富豪愿意为全世界的教育设置这样的大奖,让他有一种“早该有人这么做了”的感觉。在此之前,他从没听说过陈一丹这个名字。

 

 

2019年5月,在一次论坛上,美国西北大学教育与社会政策学院院长大卫·菲戈甚至有些激动,“我们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认可。因为您,一丹先生,您相信教育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他在致辞时说,“我向您致敬。”

 

 

过去几年,全球各个角落的教育学者,都想见一下这个中国人。既有好奇,也有怀疑;几乎每一个被邀请担任这个奖评委的学者——他们都是国际顶尖的教育学者,也都要求和他见一面,他们想看看,要做这么一件事的,到底是怎样一个中国人?

 

 

5月底的一天,我有幸目睹了一连串这样的见面。那是在芝加哥,陈一丹刚刚抵达这里,时差还没有倒过来,见面就已经开始了,先是见了芝加哥大学校长,然后是打着一条金色领带的詹姆斯·赫克曼,200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连坐了13个小时的飞机后,尽管非常疲惫,但陈一丹的皮鞋锃亮,西装笔挺,领带也一丝不苟。

 

 

第二天,见他的人更多了。一丹奖基金会和西北大学合办的那场教育论坛上,陈一丹在第一排正襟危坐。开始之前,大卫·菲戈召集了十五位教育学院的教授和陈一丹见面,每个人轮流向这位中国来客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场面一度有些像学术答辩会。院长的重视其来有自——去年,一丹教育研究奖得主就来自他的学院。

 

 

陈一丹身材瘦削,面容清癯。坐在你面前,你会感觉他显得过于苍老——他48岁,但头发已经白了。等到他开始说话,如果不借助于观察他的手势,你将错过他的热情。他非常擅长一条一条地把事情说清楚,也许过于理性,仿佛所有的波折都被熨平了。

 

 

谈到设立这个国际大奖时,陈一丹的说法出乎意料的简单——“所有社会问题的解决,最终都可以回归到教育。教育进步了,社会也就发展了。”他希望通过教育提升人类福祉。

 

 

最初,没有人愿意轻易相信他,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天真的玩笑——投身到这样一个宏大的事情,对一个学者来说,意味着赌上自己的声誉。程介明这样评价:愿意设这么一个奖,在中国这样的人不多,“或者有些后来变成笑话的也有”。

 

 

程介明是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的首席教授,原港大副校长。他们之前没见过,但最后选择相信了他——他不像一般的企业家,没有多余的客套,只是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他越是口才不好,越觉得这个人不错”。

 

 

陈一丹最终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在今天这样一个成功学流行的世界,一颗朴素的心也是存在的。

 

 


稳  定  感
 

 

即使是陈一丹自己,似乎也很难说清楚他在哪个节点开始做出决定。从腾讯退休开始,他的人生站在一个分水岭上:在此之前,他主要是一个企业家;在此之后,他主要是一个慈善家,或许以后会成为一个教育家。

 

 

退休后,陈一丹先是到斯坦福大学游学了半年。他喜欢斯坦福,回忆起那段日子,他就像是回到了大学时代——不肯住安排好的豪华公寓,而是一个人搬进学生宿舍,在室友的大音量音乐和臭袜子之间,乐此不疲地体验选课、上课。他关心食堂怎么样,图书馆怎么样。总统、五星上将、首席大法官来做讲座,去晚的他常常没有位子,就像一个入学新生一样站着听。

 

 



2015年陈一丹在斯坦福大学访学期间与该校著名知识产权法教授Paul Goldstein对谈
 

 

对于他当时的这个决定,外人感到惊讶。那正是腾讯高歌猛进的时候,公司成了真正的巨人。没人想到,他会在这个时候退下来。但熟悉他的人并不吃惊,陈一丹已经铺垫了两年——还是在2011年,他就给总办的人写了邮件,表明退意。这符合陈一丹的风格,很稳,整件事情就像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波动。

 

 

站在今天的时间往回看,他的创业故事无疑是当时中国最激动人心的故事之一。按照中国互联网高歌猛进的剧本——但凡一个人,只要他干过互联网,就会知道很多这样的剧本——不用说,主人公往往都有一个动荡的传奇,需要一次巨大的挫折,充满冒险、起伏和野心。但陈一丹显得非常不同。假如要把他的故事搬上舞台,大概会叫人感到失望:他是反drama的。

 

 

不是没有挫折,3Q大战曾让他陷入深刻的反思。但作为一个主人公,在他的故事里,很难发现那些戏剧性的撕裂和冲突。他的人生逻辑几乎没有大的起伏——

 

 

创业最紧张的时候,他形容,那时候身体很忙碌,“思想都是在跳,总是在跳,总是很激烈、很激烈”,但心很安。

 

 

退下来时,曾有人问他,甘不甘心?他还是这样回答,“我非常开心,安心。”他认真地说,“我真的很开心。”

 

 

腾讯高级副总裁郭凯天觉得很神奇,在他看来,腾讯几个创始人的个性都特别罕见。他们给人的感觉,“个性都非常稳定,似乎很早就形成了。”尽管每个人都很不同——马化腾的敏锐、前瞻,张志东的真实、客观,许晨晔的超脱、睿智,不同个性反而促使他们能从更多角度去看问题。

 

 

而在整个团队中,陈一丹作用就像是稳定剂一样——他擅长的就是,“把大家的都平衡平衡,都综合综合。”在他的语言中,很难发现突转、变化,一切都是顺畅汇聚到一起的。

 

 

郭凯天和陈一丹认识十几年了,他是陈一丹招进来的腾讯第100号员工。那时,他就觉得陈一丹有点少年老成,“当年他长相也是这样,胖瘦也是这样,当年头发就是白的”。即使是现在,陈一丹从腾讯退休也已经6年了,但几乎也没有什么变化。

 

他是超稳定,郭凯天这样评价。

 

 


这种平衡感和稳定感贯穿到他的方方面面——首先是家庭。他很忙,但即使是在斯坦福读书的时候,他一个月也要回国一次,陪伴家人。而就在2019年4月,我们在北京见面时,他的行程里面挤满了各种安排——包括去国家典籍博物馆,到北大、北师大、清华交流。但这次行程的前一天晚上,他没有忘记挤出时间,在深圳的家里陪双方父母吃饭,提前过母亲节。

 

 

在日常工作中,他也很少因为什么事发脾气,他情绪起伏不大,不会叫人难堪。如果有人办事不力,他不会直接指出来,而是提醒“你还该再考虑另外的因素”。他的助理回忆,最生气的时候,“也就是整个面部的线条是往下走的”,显得很愁,但不会发火,“他care的人,他不想让他不开心”。

 

 

因此,当他开始全力投身教育时,这种稳定感叫一切都显得是自然而然的——这脱离了他熟悉的赛道,对任何人来讲,都意味着一次冒险。但发生在他身上,好像没什么特别。

 

 

一开始,他打算分期捐资20亿元给武汉学院,准备办大学——在别人看来,这已经是一笔天文数字的支出,但陈一丹明显有更宏大的想法:当他准备办教育奖时,他已经想了一两年了。

 

 


格   局
 

 

2015年的一天,助理被陈一丹叫到办公室,说有事和她商量。助理感觉气氛有些神秘。“他前面铺垫了很久,就是讲自己一直在想教育要怎么做。”她甚至觉得老板有些紧张。她说,陈一丹有一个习惯,如果是谈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他就会很自然地交谈,“有时候手舞足蹈的”。如果是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就习惯性不看你的眼睛,自己使劲盯着空气中的一个点。

 

她意识到,老板要说的事可能有些大。
 

 

“我要办一个全球性的教育奖。”陈一丹说。
 

 

这个决定“好像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当时,他已经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去办武汉学院,“我一直以为他就是想办个学校而已。” 助理说——直到2016年一丹奖正式对外宣布,她才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老板的想法——但在之前,她承认自己没有想通:可能因为我觉得做事情要落到最终的一个受益方,“对那种倡导性的、影响性的,一下子串不到我脑子里来”。
 

 

陈一丹非常坚持,他想把教育这个旗打高。助理回忆起那次谈话,她对这个决定的理解是——办一个学校还是太窄了。但设立一个教育奖的基金会,可以影响到更多人。
 

 

陈一丹是腾讯创始人中唯一的文科生。早在腾讯创业时期,郭凯天就发现了他性格中的一些特点:比较有社会情感。他本科学的是化学,研究生学的是法律。他坚信法治对社会的价值。
这种情感,最主要的体现就在公司的管理上。现在腾讯的管理文化,是他在的时候创立的——“首先是很自由。强调员工的工作快乐,这都是跟Charles(陈一丹)、跟Pony(马化腾)他们的性格是有关的。”
 

 

 

郭凯天说:“可能法律是一个太具体的工作,还不能满足他进一步的普世情怀。”这或许可以理解他为什么投身教育——教育是对人的塑造,任何时代都不会变。
 

 

 

翟红新对陈一丹的评价是:格局很大,睿智、有大局观。她是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和陈一丹是十多年的老同事了。对陈一丹的回忆,能一直追溯到腾讯刚刚成立的时候。那时,碰到用户上门投诉,法律专业出身的陈一丹会第一时间拉上一个女同事——理由是,从概率来讲,客户不会对女生发火,大家容易平心静气。
 

 

 

但当时她只是觉得陈一丹很聪明,直到他从事业的高峰退下,专职做公益、办慈善,她才发现他睿智的一面。翟红新说,“他没有这种特质的话,很难坚持下来,或者把这个事情有步骤地推进下去。”
 

 

 

设立这个奖的目的,四年前,陈一丹写在本子上——“突破宗教、种族、国家限制,旨在鼓励倡导人类对宇宙人生的领悟和贡献。”最初,他的奖金定在1000万港币。但陈一丹坚持,要将这个数字提高到3倍。
 

 

 

不是没有人提出过挑战,即使是用最高的标准来看,这个数字也太大了;教育不能立竿见影。陈一丹非常清楚——他告诉我:“它很慢,它很慢,它最慢。”事实是,其他的一切变化都很快:陈一丹经历过中国互联网起飞的关键时期,是重要的参与者。那是信息革命的玫瑰色黎明,它改变了商业、媒体和慈善——我们人与人之间、各种功能之间,一切都是信息化的。
 

 

 

变化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一个生活在上个世纪的人,和我们之间隔着一堵厚重的数字之幕。看看我们的通讯,它的点只有三个——传输方、邮递方、接收方,很多年前电邮一下子就到了。再复杂一点,新闻,提供方、媒体、接收方——(通过)卫星发在电视上,然后网上。商务更复杂,要原产地、进货、广告、选地租、招营业员、送货,但电子商务也出来了。
 

 

 

从退休开始,甚至更早,陈一丹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到今天,没有网络化的,没有实质性改变的,只有教育。因为它是复杂体系,“stake-holders,持份者太多了”。他的结论越来越接近那个宏大的目标:教育体系一定会改变,整个信息革命决定了它迟早要变。那么,在这个时刻,他的角色是什么呢?——他成功帮助中国的公益互联网化了,捐赠的效率和热情迅速提升,在全球范围内领先。现在轮到教育,就像是一个准备好杠杆的人,想要撬动一整个星球。
 

 

他想清楚了,“教育是最重要的,值得这么高的奖金。”
 

 

在陈一丹的计划里,3000万港币:一半奖给个人,一半是项目资金,用于获奖者推进研究。但提高之后,原本计划的10亿港币基金池不够了——和诺贝尔奖一样,陈一丹在香港捐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基金会,计算发现,如果要保证奖金能够逐年发放,他必须捐赠25亿。
 

 

到陈一丹这个位置,金钱只是一个工具,他的注意力早已不在这上面了。助理甚至怀疑,老板知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而对股价的涨跌,他并不介意。
 

 

他有他自己的“perspective”,助理说。

 

陈一丹在第二届全国“为村”大会现场
 

 

传   统
 

 

假如用一双现代人的眼睛观察,陈一丹个性中的宽宏、大度,有时会叫人难以理解。他非常低调,甚至会因为捐款被人知道而不知所措:大学毕业时,他捐赠希望小学,觉得做了很自然,因为没人看见。后来,母校深圳大学要捐赠奖学金,他觉得好大压力,“这个压力不是捐钱啊,是捐钱被人知道了怎么办”。

 

 

2019年5月,他在一次会议上对外宣布:捐赠股票,价值逾40亿港元——如果不是赶上那时候股票下跌,捐赠的计划金额是按50亿打算的。但是,跌了就跌了。事实是,这笔钱早在去年就完成了捐赠,并成立了慈善信托,只是一直没有公布。原因是,他不知道怎么说。

 

 

他重视荣誉,但不是这一种,而是另一种更大的东西:他将自己设立的教育奖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将捐赠给武汉学院的图书馆命名为“陈一丹伉俪图书馆”。“一丹”有一片丹心之意,“陈一丹伉俪”则纪念他和太太当初在大学图书馆学习和谈恋爱的日子。

 

 



武汉学院 陈一丹伉俪图书馆
 

 

这是一种矛盾的情感。但发生在他身上,就和他退休时的决定一样,一切都显得是自然而然的。熟悉他的人觉得,陈一丹受到传统的影响很重,讲究“明德正心”,也讲究“立身弘道”,而他的行为方式,就像是一个这样的古人。

 

 

传统对他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一次,他和一位西方学者谈起教育,对方从脑科学的角度出发,谈起只有一个器官是出生以后才形成的,那就是大脑,所以0到3岁在成长过程特别重要。陈一丹高兴地接过去,“对啊,中国有句老话,三岁定八十。”

 

 

他仿佛抓到了一只兔子。就像在一个最新的系统中,找到了文化的坐标。回顾自己的少年时代,陈一丹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家庭,成长中几乎没有太大的起伏,这或许能够解释他那叫人惊讶的平衡感。

 

 

在那些遥远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祖母,那是个没文化的老人,但即使没什么钱,也喜欢帮助别人。她的本性如此,这种朴素的感情能够给人力量,对他的影响很大。

 

 

和他聊天的时候,会不自觉地被他带入传统的世界。构成这个世界的词语,在今天已经显得很陌生了。他喜欢谈儒家和道家,也喜欢谈佛陀的教育。他读原典,书架上摆着《论语》《大学》《中庸》。他也读佛教经典,不仅仅是《金刚经》,还包括《净土五经一论》《净土三经》。

 

 

助理曾经帮助他拆书的塑封,几百本,《古文观止》《水经注》,都是一大套一大套的。有时候她会和陈一丹讨论:两套书,有一套很漂亮,但不全。另一套是平装,摆着没那么好看,要哪一套?

 

 

“肯定是要平装的,书不是拿来摆的,我是拿来读的。”陈一丹说。

 

谈起自己捐赠教育的想法,他把它归结到这些特点:“我觉得是有朴素的情怀,但是没有系统去整理。”他说得最多的是随缘——“人就这一辈子,万般带不去啊,只有业随身。”

 

这句话太老了——国内互联网增加了语言的维度,我们被分割在一个个部落。当一个人带着一种非常古典的态度走来,往往显得不合时宜——就像是透过一层层的纱布去观察他——这或许增加了理解的困难。

 

 

评价自己时,他使用的概念也是传统的。儒家和释家,关于这两种,他似乎有一座天平,能够精确地调整砝码,一点一点地调整它们的比例,保持平衡——最好的状态是超越善恶,平静如水。但他是凡人一个,做不到,“只能儒家比例放大一点,入世,走正道都做一点,有错就改,好事就多做一点。”他希望晚年可以平静下来。

 

 

这种朴素的感情似乎有扭转时空的能力,很快让现实向他倾斜。投身教育实际上困难重重,陈一丹回忆起打算分期捐资20亿办学时,心里还是犯怵的:教育是做不完的,好像无底洞一样。但他当时已经想好了,希望有一颗心去探索。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妻子。他觉得妻子是他的力量之源。妻子的回答很简单,“你也知道,你做什么事情我都是支持的。只要家里孩子跟我有碗饭吃就行。”

 

“我当然不能让她只有饭吃啊。”陈一丹说。
 

 

吸引力法则
 

 

在学者眼中,他大概是最不像商人的一类。很淳朴,很纯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校长吴汉东这样评价。他见识过一夜暴富的人,大牌企业家也见过不少,“要让我一个学者去说一个企业家很好,坦率地说也是不容易的”,但是,陈一丹是个例外。

 

 

他们见面不多,但每一次都印象深刻。有一次,陈一丹在办武汉学院的过程中,想要征求他的意见,给他打了电话。见面地点设在深圳的一个茶室。几年以后,吴汉东回忆起那一刻:陈一丹当时看起来有点沮丧,他说,我作为一个企业家非常成功,作为一个慈善家也很有理想。然而,“作为一个教育家,为什么就办不好?”

 

 

吴汉东很少见到一个国际知名企业家的这一面。他对教育的理想和情怀,叫他很感动——他觉得他们理想相同,一拍即合。但是,办大学和办企业不一样,百年名校不是一两步就能成的,“有曲折才有前进”。吴汉东说,陈一丹在办学的过程中,有耐心,有决心,甚至叫他感到惊讶。而那次聊天,陈一丹像个小孩,一开始很失落,谈过以后又很释然,很振奋,喜怒哀乐都在脸上。
“我见到陈一丹的时候,他展示在我眼前的形象是一个慈善家,一个未来的教育家,他叱咤风云的企业家形象我见得还不多。”吴汉东说,但没有以前叱咤风云的企业家陈一丹,就不会有现在的陈一丹。

 

 

“所以他首先是创富,我相信也是艰难的。他代表的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靠知识创造财富,而不是政策牟取财富,不是靠权力去掠夺财富,这是我的一个判断。”吴汉东评价,“他和一般企业家不同的地方是,他把后半生放在了公益事业,这两点我非常肯定。当然,不是所有中国企业家都要投身教育。”

 

 



2017年"陈一丹奖教奖学金"颁奖典礼上 陈一丹发表演讲
 

 

陈一丹身上的这种特质吸引了不少人,李忠云退休前是华中农业大学的党委书记。当时,陈一丹邀请他加盟武汉学院,他考虑再三,拒绝了。对他来讲,退休意味着功成身退,没必要再冒险。陈一丹不死心,专程到武汉请他再谈谈。设宴的地点选在一家酒店的斯坦福厅。厅里面有很多斯坦福大学的照片。
 

 

 

他站起来,手指着这些照片,侃侃而谈:现在中国的民办教育还比较落后,他相信将来民办教育和民营企业一样,一定有长足的发展。他希望武汉学院将来能够像斯坦福一样。
 

 

李忠云说,他有些感动,搞得不好意思拒绝了。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投身一个事情就像是往烧酒里面兑水,热情很快会被稀释掉。陈一丹很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为了请一个校长,他三顾茅庐。他的个性告诉他,要往前看。陷入困难时,他独自一人就唱《渔舟唱晚》——这是一个传统的配方。不过仅仅是一阵子,很快就不唱了,而是继续坚持下去。
 

 

 

像是一剂中药。有人是这样认为的,作为一个亿万富豪,他把自己的退休搞得太过苦涩。事实是,他的性格中有一种可以称之为乐观的东西,他把自己的选择归结为“纯粹的情怀”。事实是,他还明白更多的道理:教育只要你投身其中,就会一点一点进步,过程就是最大,“不是说一定要什么结果”。
 

 

 

偶尔也产生困惑。你到底是做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还是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他问过自己,“我们讨论是,没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只有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武汉学院2019届毕业典礼陈一丹发表《个人与时代共振》演讲
 

 

他了解教育是怎么回事。建立一个权威的国际大奖,和办大学同样面临困难,不是砸钱就能办成的——即使是诺贝尔文学奖,2018年也曾一度陷入丑闻,险些失去公众信任,当年文学奖的颁奖甚至因此被推迟。

 

 

纯粹和权威。这是陈一丹必须要坚持的。最关键的是:建立顾问委员会和独立的评审委员会。
陈一丹相信机制,他希望把机制建立起来,这需要工作做得非常细。在腾讯创业时期的经验帮了忙,他对细节的把控非常到位。助理觉得,在日常工作中,陈一丹会发现那些被忽略的细节,“当时看着很小,但最后在推进过程中是有决定性的”。

 

 

陈一丹开始去世界各地拜访教育学者。有时在香港,有时在欧洲、美国。退休之后,他似乎变得更忙了,这是助理的看法。经常是:他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中间几乎没有休息。三个助理轮流陪同他参加各种活动,已经感觉疲于奔命,但出现在人前的陈一丹,状态却显得很放松——10月19日,他刚刚结束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交流,连续飞了20个小时赶到四川邛崃,没有休息。活动一个挨着一个。

 

 

他的日程被排得很满。苦恼在于不懂得拒绝的艺术。有时候在车里,他会问身边的人,“接下来要去哪?”这种强度甚至叫郭凯天感到惊讶,“我对他说,我感觉你比上班的时候还忙。”

 

 



陈一丹和同事在四川邛崃 腾讯基金会的为村平台在这里被广泛使用
 

 

开始筹备一丹奖后,程介明受托成了顾问委员会的召集人,吸引他的也是陈一丹身上的这种特质:我还是相信一丹先生,他话不多,说出来的也够我们判断了,“而且这笔钱这么大,这么多钱,这不是假的啊”。

 

 

为了找到合格的顾问,程介明也开始四处打电话,比如,住在哥伦比亚的Jamil Salmi博士,前世界银行负责教育项目的首席顾问。

 

“你现在在哪?”程介明问。

 

“飞机上。”Salmi说,他已经去过一百多个国家考察教育项目,这一年就飞了145次。
 

 

最终,一个权威的名单开始逐渐形成。谈起一丹奖的顾问和评委,程介明有些骄傲:“一丹奖”的顾问,是对各国的教育现状和教育项目都有所了解、有所参与的人,由他们来对“一丹奖”把关;而评审,是那些深耕在教育领域的各国学者。
 

 

开奖那一刻
 

 

一个人,只要有充足的金钱购买装备,又有配得上这份装备的目标和决心,再加上点好运气,他总会干出点了不起的事。

 

2017年,第一届“一丹奖”正式启动,30多个国家的候选人角逐最后的奖项,到了第二届,这一数字就增长为92个国家,候选项目遍及151个国家和地区,一共收到近1000份提案。候选人既有来自老牌欧美名校的教育学者,也有来自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国家。

 

 

有时,这份荣誉的到来过于突然。在美国,我见到了2018年度“一丹奖”的两个获奖者。

 

得知自己获奖时,拉里·赫奇斯正在科罗拉多开一个学术会议。他是西北大学教授——关于他,大卫·菲戈这么介绍:“如果你的论文被100个人引用,那表明你做得不错,如果被500个人引用,那表明你做得很好,如果是1000个人,那你就真的有所建树。拉里,噢,他的论文被引用了5000次。”

 

 

那是个大早上,电话突然响了。他有些吃惊,“我一般不会这么早接到电话,而且那天开会时我竟然忘了把手机静音,所以你知道吧,当时我其实有些尴尬。但我拿起电话,发现这通电话来自中国。”

 

 

拉里·赫奇斯说,“我很高兴能获得一丹奖,因为我自己就是通过教育改变了人生。”他出生在加利福尼亚,但不是那个有海滩和蓝天的地方,而是远离海岸的加州中部。每到冬天,农民们燃烧农地产生的烟雾就会遮蔽天空。

 

 

他的父亲,直到退休都拿着最低工资,母亲则是大学厨房的洗碗工。小时候,他总是从橱窗里看着吵闹的大学生。但母亲会告诉他:“像我们这样的人是成不了他们的。”

 

 

另一个获奖者是阿南特·阿格瓦尔,他出生在印度的一个海边小城,当年,还是高中生的他试图报考印度最好的大学——印度理工学院。他不像大城市的同龄人能够接受优质教育,“有300个考生参加了第一轮的考试,其中两个人失败了,我就是其中之一”。第二次,他成功了,这改变了他的命运。

 

 

他们现在都成为新世界的一员。或许,这也是陈一丹的起点:他的祖母很重视教育,正因为这样,父亲才有机会走出乡村,成为一名大学生。而到他这一代,他在深圳的繁荣中长大。

 

 

从入围开始,陈一丹就关注他们的成果,他充满好奇,这就像是一片崭新的大陆。9月19日,2019年的“一丹奖”获奖者公布了:戈斯瓦米教授和法兹勒爵士,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都有惊人的成就。谈起这些获奖者,陈一丹对每个人都印象深刻。但他重视的是,这些好的教育最终能不能落地,得到应用。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在中国落地。

 



陈一丹在明德学校
 

 

每年开奖那一刻,是陈一丹期待的时刻。他在门外,等着那道门打开——有时候要等一天,有时候要一天半。门内是9个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家,作为评委,他们专程来到香港,先是和他简单交谈一下,“今天怎么怎么样。好。谢谢”,然后门一关,一切按照流程,开始陷入紧张的讨论、投票。

 

 

几乎所有教育专家都期待着这个结果。评委们会产生激烈的争论。但不管他们吵成什么样,陈一丹都感到愉快。他有时候在门外踱步,仿佛置身事外一样。尽管这个奖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是它的设立者,但在评委们打开门之前,他也不知道答案。这使他又能够和旁观者一样,逐渐揭开密封的谜底。

 

 

就像是一个人等着孩子出生——“医生打开门,来了。是男孩,六斤八两。”陈一丹说,结果是完整的,有一套清楚的解释:评委们“不仅是抱着孩子给你,还要讲清楚六斤八两:特征,耳垂有一个什么,头发是黑色”。

 

 

这就是他期待的时刻,“每次我在门外是很开心的”。

 

*本文图片由陈一丹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吴家翔、车怡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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