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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瑞士人创办红十字会的精神内涵是什么?

2020-02-07 13:29:25  来源:发展简报  作者:CDB    点击数量:1273

 

 

编者按
 

 

               强者思维的红十字会精神           

     

红十字运动于1863年诞生,目前已遍布196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000+万志愿者,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世界性人道主义运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

 

欧洲有一个国家,已经204年未参加任何一场战争;但全民皆兵,军事力量也极其强悍,它有资格对世界说“别惹我,你惹不起。”

 

它就是“知兵而不好战”,“能战,方能止战”“穷兵而不黩武”的瑞士。

 
瑞士人本就有尚武的传统;瑞士人自己说:“瑞士之所以成为瑞士,是因为有些德意志人不愿做德国人;有些法兰西人不愿做法国人;有些意大利人不愿做意大利人。于是这些人一起成了瑞士人。”

 

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经济繁荣,人民富足,穷兵而不黩武”的瑞士应该是最成功的国家之一。

 

“国虽大,好战必亡;国虽小,备战必安”!

 

国土面积41285平方公里,人口约850万的小国瑞士,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红十字会创始人——亨利·杜南
(1828.5.8——1910.10.30)

 

 

 

1859年,瑞士人亨利·杜南路经意大利伦巴底,目睹了法国、奥地利及撒丁王国军队在索尔弗利诺村庄悲惨的战争,他看到士兵受伤后常常缺乏照顾,情况凄惨,导致病情恶化,便决定放弃自己的个人事业于1862年自费出版了《索尔弗利诺的回忆录》。

 

在《索尔弗利诺回忆录》中,亨利·杜南讲述了那场战役中奥地利军队与撒丁联军相互践踏——“一个可怜的伤兵下巴没了,另一个头碎了,第三个本来可以获救,可是他的胸膛被踩得凹了进去……”

 

 

《索尔弗利诺的回忆录》的出版,在欧洲各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为此,他提出了两项重要设想:一是每个国家都应该设立一个志愿的伤兵救护组织;二是签署一个国际公约,给予参与战场救护的组织和医务人员以中立的地位。亨利·杜南先生用他的热情和人道精神震撼了人们的心灵,在欧洲赢得了广泛的共鸣。

 

在亨利.杜南的四处奔走下,1863年2月9日,他与日内瓦知名家族中的四位主要人物一起在日内瓦创建了“五人委员会”,8天之后,五人决定将委员会更名为“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1875年正式定名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国际红十字运动就此发展起来。这个团体旨在以中立的姿态参与到战场救援中,并以颜色颠倒的瑞士国旗“红十字”作为标识。红十字会将他的生日5月8日订为“世界红十字日”,1901年,杜南获得了世界上第一个“诺贝尔和平奖” (Nobel Peace Prize)。

 

 

国际公约和附加议定书

 

四部日内瓦公约及三个附加议定书——红十字运动的法律保障
国际人道法是在战时适用的一系列规则,它保护那些没有或不再实际参加战斗的人,并对所选择的作战方法与手段加以限制。它适用于国际性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局势。国际人道法的主要法律文件是1949年8月12日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内瓦公约》。
 

 

1.《日内瓦第一公约》 保护战地伤病军人
2.《日内瓦第二公约》 保护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
3.《日内瓦第三公约》 适用于战俘
4.《日内瓦第四公约》 对平民(包括在被占领土上的平民)提供保护

 

 

抗战中的中国红十字会

世界的红十字会,均起源于战争苦难给予一个男人那一瞬间的震撼。

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1904年,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从事救助难民、救护伤兵和赈济灾民活动,为减轻遭受战乱和自然灾害侵袭的民众的痛苦而积极工作,并参加国际人道主义救援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十字会于1950年进行了协商改组,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并修改了《中国红十字会章程》。1952年,中国红十字会恢复了在国际红十字运动中的合法席位,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重要成员。以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维护人的尊严,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促进和平进步事业为宗旨。

 

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国战火燃起,从扬子江边到滇缅公路,诞生于战争的红十字会又回到了代表人性苦难的战场。他们的足迹,就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见证。

 

淞沪抗战中的红十字会救援

 

在“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淞沪会战作为正面战场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中日双方共有约80万军队投入战斗,战役本身持续了三个月。战争带来的伤病已远超国民党部队医疗机构所能承载的总和。

 

在如此大规模的战役中实施人道救援,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尽管红十字会在中国已经营多年,亦与医学界保持密切联系,然而在战争前夕中国红会会员中医生的数量也仅有数百人。与1937年3月统计的全国医师人数相比,仅占不到百分之五。

 

 

随着中日冲突加剧,在各个战场上活跃的红十字会会员逐渐引起了社会的重视。以此为契机,中国红十字会加紧招募救护工作者,提高自身管理能力。为提高战争和灾难中的救援能力,中国红十字会印刷志愿者服务调查表,分送到中华医学会、中国医师联会、中华民国医学会以及中华护士会等机构共计一万二千五百份。由各个机构填写后寄回,为在紧急时刻迅速招募医护人员做准备。

 

除了志愿者的招募工作外,中国红十字会还积极筹备开设救护训练班,培养医疗人才。通过之前三次大规模的征求会员运动,加之国难当头,红十字会的会员人数剧增。然而在这些会员中,大多只有奔赴国难的志愿,而没有专业的救护技能。培训班的开设,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1936年,红十字会多次在《申报》上发出通告,“有志之士,不论男女,具相当资格者,均可邀具妥保,备四寸半身照片,开具履历,来会报名,经被委员会审查合格后,并每科报名者三十人以上,即行开始训练。”

 

训练班的开办主要由救护委员会下设训练委员会专门负责,为了加强培训的规范性,制定了训练班《细则》、《简章》和《通则》。这些规定不仅对训练的科目、时长有具体规定,还对其他团体承办训练班的申请资质做了明确规定。有益于红十字会掌握培训情况,进行调整和布局。

 

 

据统计,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总共创办训练班三届,毕业学员约计300余人,并在诸多学校设立培训班,毕业学员547人。再加上其它分支机构设立的培训班,可以说,在淞沪会战开始之前已经锻炼出了一批具备相当医疗护理技能的学员。这对于人力资本紧缺的红十字,也对于日后淞沪会战中的人道救援,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依托于上海丰富的医疗资源,再加上战前的积极准备,中国红十字会得以快速投入到伤病的救援工作中。

 

据不完全统计,第二次淞沪抗战爆发(1937年8月13日)至第二年4月间,上海的红十字组织救护伤病员19539名,经前线紧急救治后直接转到后方的伤病员17722名,总计救护伤病员44389名。1945年抗战结束时,中国红十字总会共建有150支红十字救护队,救护人员达到3400余人。这些医疗力量在抗战期间开赴国、共两党开辟的各个抗日战场。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上海是红会抗日战争期间人道救援的发端也不为过。

 

在淞沪会战中,中国红十字会以其不屈的努力减少了战火带来的苦难。然而救护队员之苦难也因战争一直伴随着他们。因为战时救援死伤再所难免,红十字会也对于死伤会员的抚恤进行了相应规定。

 

根据《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工作概况报告》,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救护委员会抚恤金的标准为:医生600~1200元,看护300~600元,职员200~300元,工友200~300元,司机200~500元。按照当时法币的估值,一位医生在战场上殉职,能获得的抚恤金也只相当于现在的三十万人民币左右。

 

根据《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战时工作概要》提供的具有真名实姓的“追思录”和其它统计数据,从1937年8月18日到1945年5月14日,仅在总会直接发起的救护行动中就有47名医护人员在战场上殉职,积劳病故的员工达67人。而地方分会在抗战中牺牲的会员已无从统计。

 

 

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救护队副队长苏克己和队员刘中武、陈秀芳、谢惠贤4名救护队员在救护一位跳伞飞行员时,遭遇日军。在宝山罗店地区被日本兵残酷杀害。宋美龄因此而向全世界发表讲话,谴责日本法西斯践踏人道的罪行。这些红十字会会员,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国难时民族精神的再一次凝聚。

 

从汉口到图云关 ,流动中的红会总队

 

虽然战争持续了三个月之久,但是淞沪会战最终还是以国民党军队战败的结局告终。

 

在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中国红十字会主要的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迁到武汉。1936年6月在湖南长沙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这一时期,救护总队的主要任务是与国民党行政院卫生署在合办“卫生署战时卫生人员训练班”,招收有或无医学背景的青年经过培训后编成医疗救护队(每队20~30人不等)。这些救护队奔赴抗战的各个战区,负责救护伤兵和受伤民众。

 

 

1939年2月,由于局势的变化,救护总队及卫生人员训练班迁往贵阳图云关。从此以后将图云关作为各国援华医疗资源及人员的枢纽,培训并扩大医疗救护队。据统计,全盛时期的救护总队下辖大小救护队150个,医护工作人员达到3420人。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除了活跃在各个战区,还有医疗队被派往延安和江西协助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斗争。

 

当时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祖籍福建,出生于新加坡的一个华侨家庭,自幼在英国读书。在他的带动下,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

 

图云关当时成为全国抗日医疗救护中心,很多爱国的医疗工作者,不顾当地艰苦的工作条件以及沿途的危险,从敌占区潜至贵阳进行抗日救援工作。当时的图云关聚集了500余名医生,不少是当时国内各个领域著名专家。护士数百人,以及各类卫生科技人员1000多人。这样一支庞大的医疗队伍,几乎是当时全国可供调遣的医疗力量之总和。

 

 

在图云关的医疗队伍中,不乏一些日后在国内外发挥重大影响力的医学泰斗,比如刚刚逝世的张涤生院士。1941年,具有进步思想的张涤生从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后,放弃留校任教的机会,来到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

 

张涤生被分配到救护总队第18小队。这个在战时显得相当平凡的救护小队,竟聚集了日后各个领域的医学大家。队长周金华是北平协和医院的外科医生,队员有骨科的屠开元,内科的龚念慈、霍笑足、许月娥,口腔内科的陈约翰,泌尿科的马永江,放射科的孔庆德,检验科的叶天星,口腔科的洪民、周继林,他们后来都为中国医疗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救护总队的影响力,除表现在人员的得力,还有资金的充沛。作为一个非官方的民间组织,救护总队的经费主要来自于国际红十字会和华侨的捐赠。队长林可胜依靠自己在欧美医学界的影响力多次赴美筹款。美国医疗卫生界和社会人成立了美国医药援华会(AB-MAC),在香港成立办事处,由林可胜的好友塞文克莱负责。抗战期间,仅美国一国捐助给救护总队的款项就超过6000万美元,而当时政府年度预算也不过十几亿美元。

 

这一在战时诞生的救护组织,在战后大都被遣散。然而当时的图云关就像是一颗新生的充满力量的心脏,向全国各地输送着人道救援的力量。在抗日战争期间,由各救护队实施的外科手术就有119836人,其它各项工作所取得之功绩不再赘述。

 

 

参考资料:特素健康/健康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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